数据影子:看看艺术家如何将个人信息变成自己的“作品”

然后你会被要求给某人打电话。就在你这么做的时候,集装箱外面的另一个电话开始响。如果有过路人正好经过,他们就可以随意参与或者听取你们的对话。当你背后集装箱的门关闭,你的数据就会从系统中被除去,而你会收到短息解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这个社交媒体已渗入我们生活的年代,用户数据价值不断凸显。在近来不断发酵的脸书平台用户数据泄露丑闻中,一家名为“剑桥分析”的公司被媒体曝光以不正当方式获取了超过5000万脸书用户的数据,媒体还称其将这些数据用于美国选举活动。
这一丑闻说明,尽管许多人还没开始在意自己在网上的个人数据,但这些数据都存在被滥用的隐忧。数据本身没有道德可言,如何使用它却是对商业机构道德以及有关监管机构的考验。
承认“犯了错误”
脸书用户信息泄露的消息传出后,脸书公司股价大幅下跌。美国和英国的监管机构都表示准备对脸书公司和剑桥分析公司展开调查。目前脸书已关闭剑桥分析公司及其母公司“战略传播实验室”公司在脸书平台上的接口,并全平台封停它们的账号。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一份声明中承认,公司在此事上“犯了错误”,他承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相关问题,未来会加强对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
另一方面,剑桥分析公司虽然在公开声明中否认有关它滥用脸书数据的指控,但在媒体不断曝光之下,公司声誉跌至谷底。剑桥分析公司已宣布暂停其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的职务并进行调查。
剑桥分析公司这几年一直活跃在大小选举和公投活动中,公司宣传自己的“数据驱动”竞选宣传策略能帮助客户赢得选举。该公司官网的宣传页就放上了特朗普竞选总统时的画面,网页上还写着:“我们是数据驱动竞选宣传方面的全球领先者,在这方面拥有超过25年的经验,在5大洲服务了超过100个竞选活动。”
数据如何驱动
目前曝光的信息称,剑桥分析公司从一家名为“全球科学研究”的公司手里购买了大量脸书用户数据,这些不知情的用户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选民。“全球科学研究”公司由剑桥大学心理学讲师亚历山大·科根运营。
剑桥分析公司可以利用这些包含用户喜好等信息的数据建立一个算法模型,分析不同用户群体的性格特征,而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的投票选择。
借助这套工具,竞选团队能更准确识别哪些选民还处在“摇摆中”,然后根据他们的观点和喜好制作针对性的宣传信息,并精准推送给他们,因为这些信息投其所好,可增加选民对特定候选人的好感。
尼克斯在此前的公开演讲中说,信息传播正发生根本变化,地毯式广告宣传正被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广告宣传所取代。
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研究主任孙鲁宁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大数据样本可以保证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小的偏差,结合最新的机器学习等算法我们就可以对人类行为做出更为准确的评估与预测。”
本次丑闻中的一个争议点在于相关数据获取是否合法?剑桥分析公司称,他们与“全球科学研究”公司的合约明确规定,科根必须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开始收集这些用户数据。但脸书公司说,早前已发现剑桥分析公司获取了这些数据并要求后者把它们删除,事件曝光后科根的脸书账号也已被封停。剑桥分析公司则说,当时已按要求删除数据,并且没有将它们用于特朗普团队的竞选活动中。
据孙鲁宁介绍,在商业活动中,公司拥有较大的自由,可以通过相互交换用户数据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对用户来说,隐私条款往往隐藏在冗长的协议文件中,因而常常被忽略。“我认为,使用‘脸书’等社交媒体并不意味着放弃了所有隐私权利。”
研究还是牟利
科根之所以能接触到大量的脸书用户数据,主要是因为他当初以学术研究的名义开展一个心理学方面的项目。这也引起外界对他学术操守的质疑。剑桥大学表示,尽管科根目前没有被暂停在大学中的职务,但大学已要求脸书提供有关科根涉及这起数据泄露事件的证据。
早前一些媒体报道称,科根的研究方法可能源自剑桥大学心理测量中心相关科研项目,但该中心发表声明否认曾与“战略传播实验室”或其子公司“剑桥分析”合作过,并表示从没参与到任何选举或公投等政治活动中。
孙鲁宁说:“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需要严格遵守关于研究伦理的规章制度。在收集个人信息时,我们必须事先获得用户的许可,清楚告知数据收集的范围以及应用目的。”
社交媒体近年来快速发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去接触大量用户,让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孙鲁宁说,
必须承认剑桥分析公司的丑闻或多或少会对未来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正常学术及科研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希望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未来社交媒体用户的数据隐私可以得到有效保护,科学研究可以在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约束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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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会上法立德拿出一沓A4纸交给了迷惑的观众们。纸上打印出了他所有的登陆具体信息。全部的信息。其中包括他的5个电子邮箱、脸书(Facebook)、领英(LinkedIn)、网络电话(Skype)、亚马逊(Amazon)和苹果(Apple)ID的登录名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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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需要在iPhone上检查定位服务,选择设置→隐私→位置服务→系统服务,就在页面底端。)

我返回剑桥火车站的时候,打开了谷歌地图。“谷歌地图需要您授权,显示你的具体为止。请打开位置服务进行授权。”我犹豫了一下,手中还握着法立德的密码清单。最后,我把地图关闭了。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放弃了个人数据,就是为了免费网络服务和智能手机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法立德问我们:“但是如果颠覆这一情况,会发生些什么呢?”他收起了这一沓包括个人密码的纸张,准备把它们都发出来。“如果你放弃这一切,会发生什么呢?”

接下来的几年里,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法立德有了社交媒体。现在他再也没有被滞留过。部分调查需要他给出自己的网络身份,这会影响到相关部门的处理办法,现在他们不能随意揣测法立德在做什么,但那种程度的怀疑也有可能卷土重来。

在谈话前我和法立德参观了这个集装箱,他入侵了自己的电话,向我展示了他自己的数据影子。人型文本信息和照片在我的周边闪烁,我问他是否会因为将自己的网络身份公之于众而感到紧张。没有人知道他的计划,即便连他的同居者都不清楚。他回答说:“坦白地讲,我压力太大,大到自己都忘记了紧张。”他已经删除了别人发送的邮件中所含的敏感信息,但举个例子,他脸书上的所有东西都还在。我们能够看到他所有的信息、好友、历史、照片和文字。

因此产生的事实就是,关于隐私和国家监视的讨论最终归结到了这样一个短语“我光明坦荡,无需隐藏”。我们推测只有罪犯才希望自己的隐私不被国家知晓。但是正如剑桥学者丹尼尔·托马斯(Daniel
Thomas)所指出的,德国人在放弃隐私方面比我们更加谨慎,这绝不是巧合。“他们知道并且记得,政府甚至会将你的内裤收集起来,以便在需要用警犬追捕你的时候派上用途。”(讽刺的是,2007年G8峰会上,德国当局再次使用了这一方法来追踪暴力抗议者)。基本而言,这些“气味文件”就是国家收集起来的数据,用于追踪个人。在苏联时期的东德,个人被鼓励去监视邻居。如果现在还是如此,那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这些手段。

马克·法立德(Mark
Farid)认为是没问题的。周一晚(10月26日晚),剑桥大学Festival of
Ideas组织了一场关于数字隐私的专题研讨会,一位外媒的记者Barbara
Speed亲历的这一研讨会,并为我们带来下面的报道。

经历一阵震惊之后,包括我之内的观众们忙于鼓弄手机。有人举手表示他已经登入了法立德的脸书,并且修改了密码。几分钟之内,他的Hotmail邮箱密码也被修改了。我成功登入了他的领英网,但却并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向一些人展示自己的不同之处?还是漫无目的发送一遍连接(加好友)申请?

游客们走进集装箱,会见到其中的某个场景,这要取决于科技所作用的位置所在。法立德最爱的就在里面,你的手机会自动连接上无线网,假装作移动运营商。它会把你的姓名、最近所到过的位置和项目展示到墙上。一面墙是最近的短信内容,一面墙是你的照片。法立德告诉我:“算法经过了特别设计,专门挑选出最新的信息。我们还在尝试找出最令人尴尬的图片。”

法立德被滞留在机场的时候,就埋下了这些艺术作品的种子。15岁前往纽约的学校旅行途中,法立德在登机口被扣留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想知道的大概就是我是否为恐怖分子,‘你有枪支吗’,‘你有爆炸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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